編者按
19世紀末的中國，新世界大潮浩浩蕩蕩，政壇瞬息萬變。作為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文化精英，梁啟超參與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諸多重要事件。在湖南維新運動中，他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，促進了湖南新學傳播，也與湖湘志士結下了情誼。2023年是梁啟超誕辰150周年，《湘江周刊》特別約稿，以志紀念。
王開林
從丁酉年(1897)冬至戊戌年(1898)春，梁啟超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，共講學三個月?，F在看來，他在長沙的這段經歷是非常特殊的，借此機會，他與諸多湘賢結緣結交，或加深加固了舊誼。蔡鍔成為了他最得意的弟子，譚嗣同成為了他最敬佩的友人。與楊度、皮錫瑞、唐才常相識，也都是在這個時期。
1899年的梁啟超。
梁啟超與湘賢王闿運、熊希齡也多有交集。當年，湖南巡撫陳寶箴委任熊希齡為時務學堂總提調。為梁啟超安排講學活動，照顧其日常生活，便是熊希齡的分內事。1905年，清朝五大臣(戴鴻慈、端方、載澤、尚其亨、李盛鐸)出洋考察憲政，熊希齡受命去日本請動梁啟超當槍手，撰寫了五篇考察報告(民國著名報人陶菊隱著《六君子傳》，言之鑿鑿地說，出洋五大臣的考察報告是熊希齡請楊度撰寫的，此說實為訛傳。夏曉虹教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了梁啟超的原始稿本，真相浮出水面)。1914年，熊希齡膺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，組織名流內閣，邀請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，梁啟超欣然應命。這些事實充分說明，梁啟超與熊希齡是彼此認可的。
梁啟超對湘人一直友好相待，即使頑固的保守派分子葉德輝瘋狂且惡毒地攻訐過他，他也認為“葉平時為人本不自愛(學問卻甚好)……”。
本文各有側重地介紹他與六位湘賢(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王闿運、楊度、皮錫瑞、蔡鍔)的交誼。
1.梁啟超與譚嗣同、唐才常
梁啟超與譚嗣同從相識到深交僅有三年時間。乙未年(1895)，梁啟超與譚嗣同相識于北京，他致書康有為，稱道譚嗣同“才識明達，魄力絕倫，所見未有其比”，但又惋惜譚嗣同“佞西學太深”。丁酉年(1897)冬，梁啟超來到長沙，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，用《孟子》和《公羊春秋》為教本，主張民權之說，撒下了變革的種子。迄至戊戌年(1898)春，三個月時間，梁啟超與譚嗣同朝夕相處，稱之為“講學最契之友”。兩人授徒之余，還一起為解除婦女同胞的纏足之苦奔走呼吁，倡議各項新政，同為《湘報》撰文。此外，他們還要應對頑固守舊派分子葉德輝、蘇輿等人隔三差五的詈罵。當時，湖南是全國維新變法的重鎮，他們同為“箭垛式的人物”，是褒貶臧否所集矢的目標。
時務學堂故址。
梁啟超與譚嗣同志同道合，確有知己之感。兩人最后一次見面時，譚嗣同將自己全部的詩文稿件托付給好友，此舉不似托孤，卻勝似托孤。梁啟超勸譚嗣同留在日本領事館，一起逃亡海外，譚嗣同以壯語自明心跡：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;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后起!”至此二人肅然立約“程嬰杵臼、月照西鄉”，遂“一抱而別”。
1922年，梁啟超訪時務學堂舊址，尋得其26年前講學處，書“時務學堂故址”。
譚嗣同義薄云天，把“行”而“圖將來”的機會讓給梁啟超，把“死”而“召后起”的任務留給自己。行者與死者各司其責，原本不存在孰勇孰怯、誰高誰低的比較和區分，但他主動選擇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，這種英風俠氣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。譚嗣同被捕前一天，仍有數位日本志士來苦勸他東游避禍。譚嗣同的一席話擲地有聲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!”自從參與變法，他就選擇了責任和擔當。
梁啟超在海外刊發亡友遺稿，撰序稱贊《仁學》“為法之燈，為眾生之眼”。他還撰寫了《譚嗣同傳》，卒章言其志：“……通乎此(即仁學)者，則游行自在，可以出生，可以入死;可以仁，可以救眾生?！绷簡⒊Q贊譚嗣同為“國民先覺”，還下過一個重要的結論：“譚瀏陽志節、學行、思想，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，不待言矣?！边@句話的分量沉甸甸的。
譚嗣同與唐才?！吧偻l，長同學，生同志，死同烈”，梁啟超與唐才常相識則較晚。乙未年(1895)，梁啟超詢問譚嗣同的至交好友是誰，后者的答復是“二十年刎頸交，紱丞一人而已”，唐才常號紱丞，又號佛塵。丁酉年(1897)冬，梁啟超應約來到長沙，譚嗣同介紹他與唐才常訂交，唐才常贈送一方產自瀏陽的菊花硯給梁啟超，此硯遭際不凡，由譚嗣同作銘，由江標刻字。銘文為：“空華了無真實相，用造莂偈起眾信。任公之硯佛塵贈，兩君石交我作證?！蔽煨缒昵?，梁啟超匆匆離京，這方未及帶走的菊花硯從此杳如黃鶴，多年后，他撰詩話緬懷故友，仍“念之凄然”。
當年，梁啟超告別時務學堂，曾懇請唐才常接任其職。唐才常對梁啟超評價很高：“卓如汪洋千頃，今之叔度，外似溫柔，內實剛勁，尤非人所易知。夫子曾與紹航言云：‘天挺異材，五洲僅見?！軜I等極嘆為知人?！?
己亥年(1899)八月，唐才常離開上海，先到香港、南洋，后至日本，先后與康有為、孫中山會晤。當時，康有為、梁啟超奔走于海外，倡議?；?，向華僑募捐，以圖起兵勤王，他們眼中的那位徐敬業，非唐才常莫屬。然而令人痛惜的是，由于經費不足、事機不密、行動不齊，自立軍起義脆敗了。庚子年(1900)秋天，唐才常在漢口被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殺害。事后，梁啟超唁慰唐家，一度籌款周濟唐才常的親人。
2.梁啟超與王闿運、楊度
1914年，王闿運致書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梁啟超，起首之語是“一別廿年，風云萬變”，若廿年非約數，梁啟超與王闿運的交往就應早于丁酉年(1897)。王闿運是舊派人物，經學名家，詩文為豪，對于維新變法素持異議，有“新學無裨，人心益陷”的論調。王闿運治群經，首重《禮經》，尤嚴夷夏之防，認為學習洋人政教無異于“以夷變夏”。清末時，他阻止過兒子王代功、王代懿、弟子楊度留學日本。
進入民國后，他仍然認為楊度深中洋毒，必須用老莊之學透析才行。王闿運抗拒新潮流，憎惡革命派，視之為目無君父的亂臣賊子。他對維新派同樣缺乏好感，如何看待梁啟超，就可想而知了。一個詩文俱佳、頗具幽默感的聰明老頭，偏偏對于激變的時代潮流缺乏理解和共情。
梁啟超并不佩服王闿運的經學研究，批評他“經學所造甚淺”“拘拘于例，無甚發明”“徒自增其妄而已”“頗有小慧而學無本原”。梁啟超評論王闿運的史學著作《湘軍志》，也頗有微詞：“壬秋文人，缺乏史德，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?！北頁P的話只有一條“文采可觀”。兩位大“傲哥”，注定做不到“相看兩不厭”。
庚子年(1900)正月十二日，梁啟超拜訪旅居杭州的王闿運。王闿運倚老賣老，姿態極高，暗諷康有為、梁啟超一派人物實為名利之徒，并非真豪杰，距離孟子所稱道的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標準都差得遠。
1914年，王闿運致書時任司法總長的梁啟超，事由是湘鄉有位寡婦要到京城訴冤，王闿運同情她，請梁啟超受理此案。他先是為梁啟超著想，說司法系統是個爛攤子，不好收拾，司法人員素質低，弄不好就會招致怨恨。我沒打過官司，但聽說過不少顛倒是非的案件。治獄關乎人命，不知你有什么挽救的良法。信末，王闿運不失詼諧地調侃道：“閑人干涉法官，例有應得之咎，想非言論自由可以解免。惟多年暌隔，聊志勿諼，以示澗阿尚念念碩人爾?！彼槌觥对娊洝菲?，輕松自如地掉了掉書袋，學問家的高級感就有了鮮明的底色。
梁啟超與楊度的交往始于戊戌年(1898)正月二十三日。這天，楊度從湘潭乘船到長沙，他先往湘綺樓拜見業師王闿運，恰巧王闿運去了衡陽。他聽說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在省城講學，新近名頭響亮，就決定去時務學堂會會他。楊度是王闿運的得意門生，梁啟超自然不敢怠慢。兩人討論《春秋》《孟子》，楊度雄辯滔滔，對康門學說多有批駁。在當天的日記中，楊度寫道：“論辯甚多，詞氣壯厲，卓如初猶肆辯，后乃遁詞。然而其人年少才美，乃以《春秋》騙錢，可惜!可惜!昏暮乃去?！眱扇司贻p，楊度二十三歲，梁啟超二十五歲。楊度以氣勢取勝，竟稱梁啟超靠《春秋》騙錢，初識的印象顯然不佳。
1902年，楊度留學日本，任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會長，梁啟超是《新民叢報》主筆，兩人的交往日益頻繁。那段時間，梁啟超推重楊度，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，視楊度為“譚復生復生”(譚嗣同再世),他為楊度的長詩《湖南少年歌》作引言：“湘潭楊晳子度，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。昔盧斯福演說，謂欲見純粹之亞美利加人，請視格蘭德;吾謂欲見純粹之湖南人，請視楊晳子。頃晳子以新作《湖南少年歌》見示，亟錄之，以證予言之當否也?！?
這個評價有無水分?現在的答案肯定對楊度不利，然而在上個世紀初，同盟會尚未成立前，中國留日學生幾乎不會對此抱持任何異議。當年，梁啟超作《少年中國說》，舉世一讀而心雄;楊度作《湖南少年歌》，眾人一唱而血沸?！拔冶竞先?，唱作湖南歌。湖南少年好身手，時危卻奈湖南何……中國如今是希臘，湖南當作斯巴達。中國將為德意志，湖南當作普魯士?！睏疃扰c梁啟超，一個是英銳的“湖南少年”，一個是激進的“少年中國之少年”，這種猛志固常在的狂飆精神正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。
民國初期，楊度主張君主立憲制，梁啟超主張民主共和制，兩人的政見分歧日益明顯。1915年，楊度撰《君憲救國論》，認定惟有君主立憲可使國家培元固本，避免流血革命。梁啟超對楊度的高論不以為然，他正色相告：“此何時，此何事，項城(袁世凱別名袁項城)又何人，而可如是其輕且易耶?”梁啟超洞燭袁世凱之奸謀野心，勸楊度勿上賊船，但楊度已經迷途難返。
1915年2月，袁世凱的長公子袁克定以楊度為媒介，在私宅宴請梁啟超。酒酣耳熱之際，楊度試探梁啟超：“假設改共和為君主立憲，不知道外間會怎么說?”他講這話，目的是要套取口風。梁啟超當然聽得出弦外之音，就佯裝酒醉，用“只問政體不問國體”一語搪塞過去。嗣后，梁啟超隱身避禍，找了個借口匆匆離京，以躲避袁世凱和楊度的繼續糾纏。在天津，梁啟超發表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，抨擊君主立憲制，為民主共和制辯護，公開與楊度唱反調，與袁世凱劃清界限。據張一麟《袁幕雜談》所記，“楊度往津，勸任公毀其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一文，任公不允，斥之甚厲，(楊度)面赤而退”。兩位好友從此站在互相敵對的立場上。梁啟超秉承古人風義，寫信給楊度，道是：“我二人政見雖歧，私交如故。今后各行其是，不敢以私廢公，亦不必以公害私?！比欢鴥扇艘驯痪砣胝武鰷u深處，公與私又如何能夠撇個涇渭分明?越是聲稱不絕交，就越是接近于絕交。
3.梁啟超與皮錫瑞
皮錫瑞是晚清湘籍經學家，字鹿門，自署書室為“師伏堂”，人稱“師伏先生”，他著述宏富，享譽學林，戊戌年(1898)五月初，他致書黃遵憲，盛贊“康、梁奇士，譚君偉人”，譚君指譚嗣同，可見他與維新黨人氣義相契。
皮錫瑞比梁啟超大二十三歲，他讀過《時務報》，很喜歡該報主筆梁啟超的文章，稱贊其中一篇暢談洋務的文章是“探源之論”?！端膸焯嵋份p視顧炎武的《日知錄》，皮錫瑞閱讀原書后，認為顧炎武所言實為“對癥下藥”，其日記中有這樣一句話：“梁卓如諸人議論，亦多推本是書，未可非也?！边@表明他贊同梁啟超的認知。
丁酉年(1897)十月下旬，梁啟超乘船抵達長沙，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設宴為梁啟超洗塵。在十月廿八的日記中，皮錫瑞記下了他對梁啟超的第一印象：“梁貌不甚揚，亦不善談，已到館，初六上學?！币詢x表論，梁啟超確實不算美男子，談吐也并不出眾，但他的筆下功夫堪稱萬人敵。同席的還有江南機器局總辦蔣德鈞和時務學堂總提調熊希齡，皮錫瑞稱“蔣、熊皆開化黨，所言皆變法事”，他對這類話題并無抵觸情緒。
十一月初四，皮錫瑞與幾位友人游覽岳麓山，游畢過江，“飲至二鼓，談時事甚暢”。席間，皮錫瑞問梁啟超為何湖廣總督張之洞不信康有為的素王改制說，梁啟超的回答是“學派不合，且似恐犯時忌”，這就說明張之洞還摸不準慈禧太后的想法，擔心自己過早認同維新派會招惹嫌疑。此后多次飲宴，皮、梁均同席。
十一月廿九，梁啟超贈送其新著《讀〈春秋〉界說》給皮錫瑞，后者推服有加，自嘆不如，“梁氏文筆甚暢，使予為之，不能如此透徹，才力之相去遠矣”，他受到啟發，欲發揮未盡之意，再作《春秋義說》，以求互相發明。十二月初一，皮錫瑞到時務學堂聽梁啟超講《孟子》，頭一次見識新教法，不禁贊嘆道：“予謂后世有取士(法)，無教士法，如此方是教!”
在時務學堂，皮錫瑞看過梁啟超批閱的文卷，感覺他的改筆“仍重文法”，對其得意門生黃頌鑾、蔡艮寅(即蔡鍔)留下的印象是“皆幼而才，長于議論”。
戊戌年(1898)正月三十，梁啟超患瘧疾，皮錫瑞去探病，見到梁啟超牽頭聯名，敦促各總督巡撫出奏，請旨禁革婦女裹足，皮錫瑞認為“此舉若行，功德無量矣”。這年二月中旬，梁啟超離湘往滬，后來又去了北京，他在時務學堂講學，為期僅三個月。戊戌變法失敗后，梁啟超行蹤飄忽，兩人斷了聯系。后來，梁啟超著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稱贊皮錫瑞的《尚書大傳疏證》“更補其闕失而續有發明”“其疏釋專采西漢今文經說，家法謹嚴”。
4.梁啟超與蔡鍔
蔡鍔是梁啟超最得意的弟子。梁啟超到時務學堂講學伊始，學生蔡艮寅(即蔡鍔)就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這位少年相貌英秀，不僅聽課認真，而且長于議論，文章寫得很好。
蔡鍔。
1899年，梁啟超從日本寫信相招，蔡鍔得到唐才常的資助，東渡扶桑，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學習語言。翌年，他回國參加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活動，于起義失敗后重返日本，決意入軍校學習軍事。1901年，蔡鍔請梁啟超寫介紹信給成城學校校長，梁啟超對于愛徒立志學好陸軍科目心存疑慮，他說：“你是文弱書生，似乎很難擔當軍事重任?！辈体娀卮鸬溃骸爸豁毾壬鸀槲蚁敕皆O法，能夠學陸軍，將來不做一個有名有實的軍人，不算先生的門徒!”愛徒有這么高的心氣，老師當然要設法成全他。蔡鍔說話算數，做事認真，入校后他刻苦自厲，果然成為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騎兵科的頂尖高材生，畢業時，與步兵科蔣百里、炮兵科張孝準一道榮獲“中國三杰”的美譽。
1915年8月24日，籌安會發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，蔡鍔從北京搭晚車去天津探望師友，與梁啟超、湯覺頓等人交換對時局的觀感，他的情緒相當憤激，對大家說：“眼看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，上勸進表，袁世凱便安然登其大寶，叫世界看著中國人是什么東西呢?國內懷著義憤的人雖然很多，但沒有憑藉，或者地位不宜，也難發手。我們明知力量有限，未必抗得過他，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，非拼著命去干這一回不可?！焙靡粋€“為四萬萬人爭人格”，這遠比“為四萬萬人爭權利”之類來得更為痛切。
政治斗爭終須講求策略，梁啟超與愛徒蔡鍔合計，決定兩人分頭行事，一個退至暗處，另一個進到明處。退至暗處的將來要用槍，以推翻袁氏政權為大任，“志存顛覆，則跡求隱晦，平日謹言詞，慎交游，?？忠砸馔庵韬龆衼肀臼轮畵p害”，必須潛心默運，不露聲色，孤注不輕于一擲，目標不預先暴露;進到明處的現在就得用筆，以揭破袁氏假面為急務，則無妨嬉笑怒罵皆成文章。袁世凱汲汲于稱帝，籌安會的宣言已釋放出明確的信號，梁啟超覺得在這節骨眼上，他不能不發表針鋒相對的文字，于是《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》見報，對帝制派施以迎頭痛擊。蔡鍔在北京，天天與袁黨周旋，梁老師的雄文一石激起千層浪，蔡弟子不可能不公開表態，他說：“我們先生是書呆子，不識時務?！痹h諸公當即抓住這個話柄，責成他去規勸梁啟超收斂筆鋒。他又說：“書呆子哪里勸得轉來?但書呆子也不會做成什么事，何必管他呢?”蔡鍔的這些話帶有權術作用，倘若不如此這般，其真實意圖勢必掩藏不住，正義事業就會遭遇極大的困阻。
1915年11月底，蔡鍔喬裝出京，赴天津就醫，秘密會晤梁啟超，師徒二人分析了日趨悲觀的時局，認為護國一役已經無法避免。梁啟超與蔡鍔鄭重約定：“成功呢，什么地位都不要，回頭做我們的學問;失敗呢，就死，無論如何不跑租界，不跑外國?！眲俨恢\權，敗不惜命，這樣的政治品格頗具極端性，雖非曠古未聞，卻也是稀世罕見的!蔡鍔與梁啟超匆匆道別，變名易姓，從天津赴長崎，從長崎轉香港，再經海路往越南過境，潛入廣西，由廣西至云南，在昆明與滇軍舊部會合。護國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，洪憲王朝土崩瓦解?？赏聪У氖?，蔡鍔因患喉癌病逝于日本。
梁啟超撰《護國之役回顧談》，結尾處筆觸飽含深情：“蔡公死了嗎?蔡公不死，不死的蔡公啊!請你把你的精神變作百千萬億化身，永遠住在我們青年心坎里頭?！弊畹靡獾牡茏佑⒛暝缡?，國家仍深陷于混亂的泥潭中，梁啟超的錐心傷感早已廣為人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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